英國《金融時報》彼得•阿斯普登(Peter Aspden)倫敦報道

2008年3月12日 星期三

評論人士和政客們吹噓倫敦的人文景觀已有多年，現在他們得到了「鐵證」支持：倫敦是世界上最具文化活力的城市。

一份報告顯示，與紐約、巴黎、上海和東京的文化魅力相比，英國首都倫敦幾乎在所有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

倫敦發展署(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報告發現，與其它所有對手相比，倫敦擁有更多的國立博物館、更多的音樂演出和音樂場所、更多的公共美術館以及更多的大型劇場。

倫敦市長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表示，正是倫敦的文化優勢，才使其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世界都市。「沒有人到倫敦來訪問這裡的銀行家。城市讓人懷念之處，不在於它們的經濟，而在於它們的文化成就，」他在該報告昨日發布之際表示。

利文斯通還宣布一只140萬英鎊的新基金，用於資助各機構面向2012年奧運會開發新的文化項目。

　　应该说，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何况，台湾的农民，就是在土地私有后获得阶段性飞跃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在现实中，是经不住推敲的。富裕地区的农村开展土地流转是有必要的，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提出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说法。

　　截至2002年，中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的耕地，不再是西方经济学者眼中的“生产要素”，它不能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以源源流向收益高的行业或者个人。

　　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把耕地当作他们的命根子？

　　我们可以听听炉下镇农民的说法。下井村72岁的老农王火金，从家中拿来两本“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合同书”，递给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我家4口人，分得水田2.35亩，上面写着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如今怎地说收回就收回呢，现在我家一分地都没有了，我人老了又不会做别的，除了种田根本就没有其他收入，你叫我吃什么？”

　　在另外一个村，中年农民陈水金等春耕大忙时节坐在村口闲谈，论及原委，陈说：“我家1.66亩水田，这次搞开发全部填埋了，现在又找不到别的活干，不聊天还能干什么？”

　　由此可见，耕地，对南平农民乃至中国的多数农民，还是生产资料。它所承载的生产功能，远远不如它对农民的福利保障功能。所以，我们应当强调耕地的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

　　未来几年，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会少于1.5亿，如此之多的失业农民怎样才能栖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时候，专家们所呼吁的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自由地流动，就有了制度保障意义。让农民在城镇中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有人说，必须发展工业，通过工业带动第三产业。并列举了江苏昆山的例子。问题又回到老路上，我们从哪里获得发展工业的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土地私有化，循环又出现了。

　　但是，如果农民不能在非农产业的土地上获得就业机会，赢得更大收益，如果大多数农民离开被流转的土地就找不到饭碗，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等等，就失去了前提。

　　2001年，记者去浙江绍兴采访有第三次土地革命之称的“土地流转制度”。那里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采访期间，接待我们的地方官员应接不暇，因为从中国诸多省份来的取经者“踏破了门槛”。时任绍兴市农办副主任的陈功苗向记者抱怨偏远落后地区的一哄而上：“我们绍兴综合经济规模早就跨入全国大中城市20强行列，绍兴农民2000年人均收入5000元，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业占80%，这样的前提条件，是取经者都具备的吗？”

　　不晓得南平的官员们当时有没有出现在取经的队伍里。南平以及南平之类的农村，根本就没有土地流转的前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在福建泉州举办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说：“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切忌一哄而上，一股就灵。如果一个地方，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么多地，特别是土地使用权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地方，流不流转没有多大必要。”

　　中国的学者们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的同时，要保持一份冷静和责任心，不能被地方官员们谋求GDP的热情所蒙蔽。2003年初叶，国土资源部官员对第三轮圈地风潮作了一个分析，称违法圈地存在着周期性，一般情况下，新一届地方政府这边宣布各就各位，那边圈地风马上刮起。

　　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改革》农村版刊载的一项计算表明，如果按照现行征地制度与经济发展速度，2030年，中国的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占现有农民数量的1/10。

　　2002年《南方周末》记者曾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区，作过一个郊区城市化的调查，最后的结论中有一点：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城市化过程中，表面上从农民变成了市民，却在实际上变成无所事事的流民。

　　所以，在人地矛盾暂时得不到缓解的当下，耕地与其说是生产资料，不如说是生存资料。我们对耕地意义的分析，首先要亮明的，是它的福利保障功能，而不是其他。中国的学者们，在为中国农民问题开药方时，在农业产业化或者土地经营管理的研讨会上，千万别忘记了这个背景。中国需要摩登大厦，中国农民也需要穿衣吃饭。